阅读 | 咸丰五年，黄河流向之争——山东巡抚与黄河之一

第二阶段（从同治三年至光绪十年），中央政府内部一边围绕黄河流向进行争论，一边开始组织修筑新河堤防，处于边争论、边筑堤的状态，大大影响了治河成效。

同治三年，清政府攻下南京，可以腾出手治理黄河了，但在治黄方案上存有着很大分歧。围绕黄河的流向，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现了两次大的争论，分别是同治七年至十一年（1868—1872年）和光绪十二年至十三年（1886—1887年）。起初，关于黄河的流向，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三种不同意见，即顺山东入海、复古道、古道分水三分，后来分流说并入复古道说，成为两种意见。显而易见，官僚集团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黄河是流经山东入海还是归复故道从淮徐入海。

起初，山东巡抚、东河河督和漕运总督等均持“顺流说”，坚持黄河复故道的官僚并不多，因为此时他们还未认识到黄河决口对运河尤其是山东的危害。同治七年十二月，山东巡抚丁宝桢、东河河道总督苏廷魁、漕运总督张之万、两江总督马新贻等九人联名上书中央政府，坚持顺流入海，反对挽河归道，并提出三点理由：首先是财力不济，“中原军务初年，库藏空虚，巨款难筹”；其次是治河不易，“荥工在河之南岸，地处上游。兰工在河之北岸，地处下游。论其形势，自应先堵荥泽，后堵兰阳，势难同时并举。荥口分溜无多，大溜仍有兰口直注利津牡蛎口入海。奔腾澎湃，势若建瓴。其水面之宽，跌塘之深，施工之难，较之荥工，自增数倍”；最后则是管河工之难，“若再添募数十万之丁夫，聚集沿黄数千里间。倘驾驭失宜，滋生事端，尤为可虑”。

此时，丁宝桢等人坚持顺流入海，尚未觉察到黄河水灾对运河的影响。因为黄河和运河水灾具有极强的并发性，一般概称为黄运水灾或黄运洪灾。黄河决口小至运河不畅，大至运河决口，形成规模不等的黄运洪灾。运河之治废直接影响到漕运之畅通与否，漕运之畅通与否又直接影响到政权的稳定，足见运河之兴废对于清朝政权至关重要。咸丰五年之前，运河是由长江过淮河经黄河至京师。咸丰五年后，运河则需经山东黄河段借黄济运，山东中西部地区成为黄运交汇处，共流经16州县，全长800余里，黄河山东段对运河的影响日益加重，黄河之兴废直接影响到漕运之畅通，清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随着黄运水灾直接影响到漕运，更主要由于影响到山东的安危，以山东巡抚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对黄河流向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丁宝桢会同漕运总督文彬联合上书，力主黄河复归故道从淮河入海，他提到数条理由：

“再四筹思，诸多窒碍。似仍以堵合铜瓦厢，使河复淮徐故道为正办。彼此相衡，计有四便。就现有之河身，不须弃地业民，其便一。因旧存之堤岸培修，不烦创筑，其便二。厅汛裁撤未久，制度犹可查考，人才亦尚有遗留，其便三。漕艘灌塘渡黄，不虑阻阂。即船数米数，逐渐扩充，无难徐复旧规，其便四。”

此时主张复古道的官员，除了丁宝桢外，还有东河总督李鹤年、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客观来说，丁宝桢提出的四条复淮徐故道的理由，看似有一番道理，但时距黄河改道已有17年，黄河故道堤防坝埽已遭到严重破坏，其“便二”亦成不便；而其所言“便三”，制度虽可查考，但时过境迁，即使恢复，也难以发挥其效能；所言“便四”，即使有利于漕运，而漕运由河运改向海运的大势已定。这样，其“四便”中的“三便”都大打折扣，颇欠说服力。不过此时，清朝统治者对复古派的意见仍然未置可否。

除此之外，以山东巡抚为代表的官僚集团曾一度提出“分流说”。光绪九年，黄河泛滥严重，山东巡抚陈士杰提出开马颊河以分减黄流，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地势和民情不适合为由极力抵制。光绪十二年，山东巡抚张曜提出利用淮徐故道分水三分，以减轻下游水患，称黄河全河挽归故道，势难实行，分水入两河，事尚可办。后来，分流派归入复故派，坚持黄河从淮河入海。对于“分流说”，不仅江南实力派反对，而且直隶等邻省也多持异议，这也是成为分流说不能持久的主要原因。同时，筑堤之议逐渐提上清政府的重要日程，并开始付诸实践，也是分流不成的一个主要因素。光绪九年黄河决口，山东数十州县受灾甚重，出现全省性黄河大水灾，清政府派总督仓场侍郎游百川赶赴山东，与山东巡抚陈士杰督办治河工程。游百川巡视黄河两岸之后，奏报治河之法，请修筑黄河下游两岸长堤，复于其内筑缕堤，使黄河水不致泛滥，并请疏浚小清河，分黄河水入海。中央政府准奏。当年，山东巡抚开始组织民工修筑长提。次年五月大堤完工，长约1000余里。河堤的完工对防洪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因为工程仓促而就，致使河工多有纰漏，日后危害逐渐显现。

在黄河流向问题上，江南地方官僚集团坚决反对黄河回复故道，并且在清政府内部逐渐占了上峰。光绪十三年黄河再次漫溢，直接威胁到漕运。光绪帝急忙下令访求治河方略。江苏籍官员及江南同乡友好、门生故吏也屡次致函户部尚书翁同龢及工部尚书潘祖荫，请求密切关注苏北地区水道疏浚的问题。为此，翁同龢和潘祖荫联合拟就《请筹堵郑州决口并设法补救疏》，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历述黄河复归故道有“二大患”和“五可虑”，称为保全漕运和课盐之计，“现在水势断不能入黄河故道”，否则，“东南大局，何堪设想！”该奏折既有对黄河灾情的忧虑，也有维护江南经济利益的考虑。如果说，中央政府起初对各种治河意见尚举无定措，对各种分歧未置可否，多是因为没有精力和财力不在于此，那么，翁同龢的上奏则对光绪帝的最后定夺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光绪帝颁布上谕：

“黄河筹复故道，迭经臣工条奏。但费巨工繁，又当郑州决口，部库骤去数百万之现款。此后筹拨，甚形竭蹶，断难于漫口未堵之先，同时并举，克期集事。该尚书等此奏，于故道之宜复，但止空论其理，语义意疏，其一切利害之重轻，地势之高下，公用之浩大，时日之迫促，并未全局通筹，缕时奏覆。如此大事，朝廷安能据此寥寥数语，定计决疑。此时万分吃紧，惟在郑工之速求堵合。故河道一议，只可暂作缓图。”

在这份上谕中，光绪帝一方面称翁同龢所奏“未全局通筹”，现以堵全缺口为紧要之事，另一方面也指出当时复归故道的诸多不利条件，除了自然条件外，利害的轻重和费用之大都决定了不可能立刻将黄河复归故道。此时，距黄河改道已有32年，不仅漕运基本实现了从河运到海运的转变，漕运地位一落千丈，山东运河段的经济地位大大下降，而且新堤防已于光绪九年基本修成，这场长达二十余年关于黄河流向才暂告平息。

这场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论，具有明显的地域色彩，实质上就是一场地方利益之争。地方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清政府的治河举措，影响到治河方针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到新河堤防的建设成效。显然，正是由于这场争论存在着“异地之官竞护其境”的局面，成为河患加剧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时直隶地处上游，黄河流经只有一隅之地，黄河决溢为害不大，但漫水下注，山东一省则首当其冲。直隶因所涉利益较轻，对于境内河务往往敷衍了事，不做处理，以致决溢为常。据统计，黄河改道山东后决口成灾的52年中，省外决口而在山东成灾的有14年，占年数的27%，其中绝大多数源于直隶境内的河段。

正如山东巡抚孙宝琦所言，黄河中下游一线，“必兼筹并治，则痛痒相关。若画守分疆，则秦越相视。分合之际，利害判然。” 除了地方各员之间在防堵之事上存有分歧之外，各地民众对防堵之策亦是如此。当时，大堤修成后，各地民众只知守埝，不知守堤，且多以邻为壑，“（山）东民仍守临河堤有司矣，令先守民埝，如埝决再守大堤。而堤内村庐，未议迁徙，大涨出漕，田庐悉淹，居民随决堤泄水，管亦不能禁。嗣是只守埝不守大堤”。沿黄民众只知守埝不愿守堤，最后堤破埝亦不能保，从而造成了一年修次年决的局面，治河成效难得明显。

第三阶段（从光绪十年至清亡），黄河治理在时决时堵、时断时修中进行，没再进行更大规模的治理。

光绪十年后，清政府对黄河的治理既无明确的方案，又由于运河地位的下降，治理不再得力，加上堤防薄弱、下游河道太窄等因素，黄河决口极为频繁，致使灾情接连不断。从1884年至清亡的28年间，黄运洪灾出现26年（只有1905、1906年无洪灾），受灾县数达300余县次，平均每年受灾县数为 12个，期间，有1次特大洪年，2次大洪年，15次中洪年，8次小洪年。与修堤之前相比，黄运洪灾导致的洪年比率有增无减。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内河漕运废止，清政府也就完全放弃了对运河的疏浚治理，山东黄运交叉处至临清段日久天长基本淤成了陆地。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