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里的中国》第三期《史记》我们来聊聊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外孙杨恽

《典籍里的中国》已经播出四期啦，其中第三期讲《史记》。原本觉得讲《史记》、讲司马迁的内容实在太多太多，所以我也就没有写点什么了。

后来在看第四期《本草纲目》的时候，看到李时珍的父亲李言闻对儿子的引导，又知道李时珍的儿子李建元如何积极推广《本草纲目》，终将其发扬光大。突然觉得，李时珍和司马迁身上居然有这样相似的地方。

李时珍与司马迁，一个是医家，一个是史家。是两个一心一意做事，历经人生困苦不忘初心的伟大人物。

他们都深受自己父亲的影响，在家学的熏陶下找到各自的人生目标，年纪轻轻就立下宏愿。

他们又都曾游历四方，积累素材。

他们都遭逢过人生的不得意甚至至暗时刻。

他们一生心血写成的巨著，或是难以出版，或是为皇家禁锢。幸亏各自的儿孙，李建元和杨恽（司马迁的外孙）想尽办法的推广或是保全，才有了后世的广泛传播。

所以，这一篇我们就来聊聊：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

以及司马迁的外孙——杨恽。

司马谈，担任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一职。与太师、太傅这样的高官不同，太史令实在算不得什么，当时最多相当于县令的官级。“史”和古老的巫术相关，是与天地阴阳鬼神相关的，史书并不在太史令的职能范围内，观察星象和推算历法才是他的本职工作。

可能是因为汉武帝推崇儒术，推崇古代先贤，太史令这个原本被忽视的职位突然之间变得颇具存在感。官场中渐渐流行起称太史令为太史公的叫法。后来叫习惯了，连继任的司马迁都开始自称太史公了。

汉武帝刘彻

司马谈的学术造诣似乎并不比他的儿子差。最为著名的，是他在《论六家要旨》中，把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整理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大派别。我们今天所熟知的道家、法家这些概念，在他之前是几乎没有的，有的只是孔子、墨子、韩非子这样的各种“子”。

孔子作《春秋》，写到在鲁国出现了一只麒麟，就完结了。

在这之后，大约四百年间，再不曾有过像样的史书。这期间历经战国时代的杀伐混战，秦末楚汉争雄的涸泽而渔，好不容易到了汉朝一统的时期，王朝进入盛世。需要有人把贤君良臣忠义死士的事迹记录下来。这是司马谈心中更大的学术雄心。他要贡献一部继承《春秋》，与汉朝盛世相匹配的史书。然而著这样一部史书，司马谈深感自己恐不能一力完成，于是从小就开始着力培养司马迁。

司马谈作为太史令，虽终日研究古籍和天象，却也暗中为司马迁铺就了一条升迁之路。在第四期的节目中，我们看到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就周游各地，足迹遍布汉朝大半疆域。这背后其实是父亲司马谈，善用汉武帝好大喜功，想要在学术方面也创造出历史功绩的心理，为儿子谋取到的公费旅游的机会。一来解决了经费问题，毕竟小小的太史令家庭，是负担不了这样巨额的费用的，二来有了皇帝的授权，一路上也可以免去许多盘查和不便。

司马迁回到长安之后，更是为儿子谋得了郎中这样一个官职。

虽不是什么大官，当时却也是非高干或富家子弟，不能进入。以他太史令的官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郎官的任务是执掌宫廷的门户，充任皇帝的车骑，是接近皇帝身边的人。经常在皇帝身边刷刷存在感，日后升迁自然很有希望。虽然不清楚司马谈是如何做到的，但司马迁自己也承认，自己走上仕途，是“赖先人绪业”，“幸以先人之故”。

公元前110年，汉帝国进入了极盛之年。

对外，汉武帝此前一改对匈奴的防御战略，转为积极进攻，汉朝的血性男儿们主动出击数次击溃匈奴大军，霍去病更是登上狼居胥山（匈奴人的圣山）举行祭天封礼。至此匈奴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抗的实力和勇气。

对内，尽管当时汉朝的土地，还有一部分是属于诸侯王的封国。由于“推恩令”的实施，此时的诸侯势力渐渐分解，面对圣天子的诏令，哪里还敢不俯首听命。

于是，汉武帝决定——封禅泰山。

“封”，是在泰山顶上祭祀上天；

“禅”，是在泰山脚下祭祀大地。

“封禅”，这是盛世的标志。

汉武帝需要这样的仪式，彰显自己的文治武功空前绝后。毕竟上一个成功完成封禅大典的还是九百多年前的周成王。

封禅泰山并不仅仅是去泰山一座山，它其实是一大套纷繁复杂的山川祭祀仪式的终点。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不仅参与封禅典礼并且是典礼重要的策划人。结束嵩山的祭祀后，很可能是作为策划人之一的司马谈和皇帝之间，对于仪式内容有了分歧，司马谈被留了下来。这成了他生命里最后的时刻。他拉住恰巧完成出使西南任务提前回来的儿子司马迁的手，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他先是感叹了自己的命运，表示内心的悲痛，然后嘱咐儿子当上太史之后，不要忘了我想要完成的书。

然后又说了这样一段话：“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要求儿子赶紧追上皇帝封禅的御驾，这个仪式司马家绝对不可以缺席。将来只要把史书写成，让后世知道你是我司马谈的儿子，那就是“孝之大者”。

后来，司马迁果然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并将自己生命倾注于这部史书里。那个时候，太史令并非家族世袭的官位，司马谈所以能说出“余死，汝必为太史”这样的话，也说明他对儿子的能力非常有信心。说出这样的话，司马谈的内心应该是非常安慰的。他对儿子的培养，以及儿子的努力都让他感到骄傲。

《史记》在成书的时候，司马迁所起的名字叫做《太史公》，这是他们父子二人，两代汉家太史令共同完成的作品。“史记”这个词，仅仅是司马迁对于各种古老历史材料的统称。然而司马迁的作品实在太过耀眼，于是垄断了“史记”这个词，后人再提起这部书，直接冠以《史记》之名。

今天的《史记》当中，关于汉武帝的那篇《孝武本纪》实际上是把《史记·封禅书》里关于汉武帝的部分，又抄了一遍。真正的《孝武本纪》因为汉武帝本人读后，“怒而削去之”，被皇帝本人销毁了。因此司马迁一定记载了一些内容，是让皇帝愤怒的，可惜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了。司马迁生前安排了一些措施，防止整部书被汉武帝焚毁。节目中，司马家献书于朝廷的慨然之情，似乎有些过于理想化。

司马迁的死，史料中间并没有可靠的记载。联想到汉武帝对于《史记》的真实态度，以及书成之后若干年的境遇，司马迁的结局或许并不会让人愉快。

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把一部《史记》藏在他女儿司马英的家里。司马英就是杨恽的生母。而在节目里和撒贝宁展开哲学意味谈话的那个可爱小童，便是杨恽。

司马英和杨恽

从小读《史记》的小杨恽，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吸引。到了汉宣帝的时候，杨恽因揭发叛乱有功被封为平通侯。这时他深得皇帝信任。他见皇帝开明，终于下决心拿出尘封了二十年的《史记》，让它得以重见天日。他上书皇帝，献出《史记》，并且公开发行，从此开启了这部巨著千年传世的旅程。可以说，如果没有杨恽，或许我们今天就只能在某种史料中间读到，曾经有一个叫做司马迁的人，写过一部叫《太史公》的书，仅此而已了。

之所以写下这些，更多是感慨于为人父母的我们，在自己对于孩子的培养方面，是否做得到如司马谈，抑或李言闻那样，为孩子树立起好的榜样。做好我们自己，才是对孩子的最好的教育。我们可能不是司马迁，不是李时珍，或许我们的孩子将来有望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培养他们，我们能给他们提供怎样的教育，是今天的我们要认真对待，认真思量的……

司马迁写成了《史记》，鲁迅先生称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的成就也让我们记得了他还有一位同样太史令身份的父亲司马谈。

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司马谈对于孩子的培养，同样让自己的名字得以传扬后世，他值得为我们纪念。

最后向大家推荐一本书，《司马迁的记忆之野》。是我们南京的一位大学老师写的，他的名字叫刘勃。

这本书描写了汉武帝的时代，为我们还原了司马迁所处的大历史环境，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司马迁对于许多历史事件的视角。作者熟读史书，这本书写的也是非常精彩，非常好读。作者还有其他一些作品，也推荐大家可以找来看看，有一种阅读侦探小说的快感。

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