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兴县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黄河岸边先民建起一座石头城

原标题：

吕梁兴县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黄河岸边 先民建起一座石头城

东墩台

东墩台外侧“C”字形夹道

东门址发掘区

小玉梁上，东北角房址及护墙

遗址内出土的蚌串饰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吕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兴县文物保护中心

项目负责人：张光辉

“崇山脚下谒陶寺，黄河岸边访碧村”，这是今年春节，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办公大楼贴的一副对联，山西考古博物馆也将其作为大年三十的拜年帖。陶寺是龙山时代的代表，碧村能和它齐名，其考古价值和地位可见一斑。

早在2019年，兴县碧村遗址就列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2022年入选央视“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此番又入选“2022年度山西考古新发现”，并跻身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序列。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重要节点，碧村遗址的发现，为揭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山西贡献增添了新的重要支点。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碧村，去感知4000多年前的历史吧！

从山脚到山巅，史前聚落的碧村人哪里定居？

碧村遗址地处蔚汾河和黄河交汇处，面积约75万平方米，时代主要为龙山晚期，距今4200年至3800年。它的发现，绝非偶然，从2014年，考古工作者就在碧村安营扎寨，经过多年来的努力，找到了遗址核心建筑区以及城墙所在，也初步揭示了碧村史前聚落的变迁和龙山晚期先民生活的场景。

碧村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张光辉介绍，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可知：先民们在碧村生活过的痕迹，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前的仰韶中期，他们活动的区域就是集中在黄河岸边的河前坡地上，“依山傍水的环境，是早期人类定居的首选之地。但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我们发现这片土地上一直都有先民生活的痕迹，而且还存在迁移现象。这条迁移轨迹是从山坡到山腰，最后圈住整座山体，修建了庞大城址。”

从山脚之下，到山顶之上，这跨越百年、千年的迁移之路，体现了史前人类在聚居时从河前坡地逐步向高海拔的山峁转移的事实。很多人会有疑问，岁月流转沧海桑田，是不是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史前人类才选择了整体迁移？张光辉表示，通过水位线辨别，近千年来，河床差别不大，初步判定，史前人类的迁移或许是另有目的，而并非地势变化等原因。

“一道道圪梁梁，一道道弯……”就山西的地势情况来看，不难想象，在山顶上生活有很多不便利，那么先民们是如何生活的呢？在碧村遗址考古项目中，采取了多学科考古工作，项目组从古环境、农业种植、家畜饲养、冶金与采石等方面进行了多学科探索，对其先民生存状态有了初步了解。首先，4000多年前的碧村经济类型为旱地农业模式，先民们以种植粟为主、黍为次的小米类农业为生，遗址区的黄土台地，都是开展农业生产的最佳选择，人们就在城池附近的这些区域进行农作。其次，先民们在家畜经济中，主要养殖猪、羊、牛，而猪以粟黍类食物为生，羊和牛则以野生植物为生，所以当时的农作物不仅仅是人类的口粮，也是一部分牲畜的口粮。一些家禽，也有可能成为先民们餐桌上的美食。碧村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鬲、斝、蛋形瓮、高领罐等陶器，其形制与陕西石峁遗址出土的文物大致相同，这说明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手工制造业方面非常考究，生活习惯以及所处年代，与石峁遗址时期的先民接近。

生活在自己的城池中，自给自足，闲时远眺黄河，忙时做个陶罐，不仅实用，也十分“好玩”——4000多年前，这样的生活既艰难，也惬意。

石头城为何引人瞩目？双重瓮城结构打造最强防御体系

碧村遗址为何重要？因为从目前考古发掘工作来看，在遗址中发现了目前晋陕高原入黄河口处发现的史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一座石城，它占据河套地区向晋中、晋南过渡的关键要道，有着规划严密的城防系统，是北方石城文化圈面向东方的一个重要门户。在考古进程中，带给大家惊喜的是城墙遗址的发掘，不仅设计规整、规模宏大，最重要的是其构建的循环防御系统，可谓是古人的创举。

“现在发掘出来的城墙的残长大约有300米，城门位于城墙中部偏北的位置，门址规模很庞大，南北跨度75米，东西进深48米，而且还有三个大型的墩台围合而成。最重要的是，在这些墩台之中还设置了一些小型的中心墩台和边缘的中心墩台。”张光辉说，这就像一个循环系统，半圆形墩台实现分流，中心墩台拉长安检的线路，提升流畅性，增强进出门实际的安检层次。类似于游乐场或者火车站进行人员分流、引导时所搭建的“S”字形围挡，在半圆形墩台和墙之间形成夹道空间，你只有通过夹道空间才能进入瓮城。

大家都知道一个成语“瓮中捉鳖”，碧村城池的设计，也有这样的意味所在。“人们从南门进入，通过夹道进入第一道瓮城，迂回向前，通过两道瓮城，才可以进入城池之内。城门出口则是在另外一个方向，实现了城门处的进出分流。”如张光辉介绍的那样，这种设计防御性很高，当人们进入第一个瓮城，就类似进入一个封闭的盒子里，只有跟着工作人员的指引才能依次放行，否则进退两难。当然，这种安检还未结束，通过第一道瓮城后，还要进入第二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你只能完全按照既定路线行走，稍有问题，就有被猎杀的可能。

从城址的发掘情况来看，不少考古界的专家学者认为，这是目前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最成熟的双瓮城结构，这是碧村城址最大特点和亮点，也可以说是史前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创举。

“关卡城”到底在保卫谁？碧村与石峁唇齿相依

《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明当时古国甚多。学术界也普遍认为，龙山时期社会复杂，部落之间频繁发生争斗，碧村的地理位置比较高，属于易守难攻型。

那么问题来了，“黄河岸边的山梁梁上，为何要建这样一座布防严谨的城池？这样的双瓮城，究竟在保卫谁？”

站在碧村遗址远眺，不远处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河岸对面就是陕西榆林神木市，那里建有中国已发现的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时代早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石峁遗址。碧村与石峁两处遗址不仅存世年代基本一致，直线距离也仅有51公里。“碧村处于河套石城文化圈的东部前沿地带，是控扼东西交通的重要支点，这一情况与其严密的城防设施高度吻合。”在张光辉看来，碧村既可以作为石峁与东方交流的重要枢纽，也可以成为其在黄河东岸的一道屏障，用通俗的一句话来形容二者关系，便是“唇齿相依的盟友”。

往事如烟，碧村和石峁之间的联系或许只是一种猜测，考古人员也想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但至少碧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让更多人看到了一个宏阔视野下的文明图景：4000多年前，碧村一带的先民们镇守黄河，保一方安宁，那么在近代，山西人“走西口”时，也会途经碧村过黄河，到达陕西神木石峁遗址所在地高家堡，再往西北进入内蒙古，这样的行迹路线从近代映照古代，如此吻合，或许也证明了碧村遗址存在的“价值”：千百年来，这里都是南来北往之人通过黄河的必经之地。

正是有了系统性、持久性的考古发掘，龙山时期碧村遗址的发展轨迹和全貌才得以逐渐清晰。碧村初期，邻近黄河的一批土结构房屋，成为先民们遮风挡雨的地方；鼎盛时期，建于山梁上的石头城拔地而起，用强大的防御力量，呵护着一方百姓，即使城外兵荒马乱，城内的居民依然可以安之若素，在自己控制的山梁上种植农作物，自给自足；衰落时期，昔日牢不可破的城门，被外敌围堵，逐渐废弃，人们在城墙旧址上盖起了相对简陋的房子。房内被遗弃至今的陶器，成为碧村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见证者……

历史是人们对昔日过往的回望，其中存在着许多疑惑不明，而考古则力求还原历史最为本真的面貌，为历史提供可靠的佐证，碧村亦是如此。4000多年前的碧村，是黄河文化成就的重要载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陕北与晋西北的相互依存、黄河东西两种文化风格的冲突与整合、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传统的交流与碰撞，在这种对接、会盟、争夺和提升中，中国不同区域的文明因素汇聚起来，这种机制严密中透着智慧。从这个角度来说，碧村的考古发现不仅令人期盼，更令人自豪，而栉风沐雨的考古人，在探索中华民族灿烂历史的进程中居功至伟。（记者 孙轶琼）

来源：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