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图）
近日，山西省智库发展协会副秘书长吴修明在谈论如今农村和城市大龄非婚男青年的问题时说道：从长远看，解决城市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的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才是治本之策。如今城市剩女多，农村剩男多，可以促进地区间性别流动。如将农村剩男输出到城市中，牵头组织跨区域的鹊桥相会。
长远如何姑且不论，用“鹊桥会”解决剩男剩女问题，可谓创意满满。但是，就算“将农村剩男输出到城市中”“牵头组织跨区域的鹊桥会”可以实现，也解决不了剩男剩女问题。因为，农村剩男、城市剩女成因不同，既有人口结构的死结，也有社会心理的难点，不是月老红娘、鹊桥会能解决的。
中国出现大量“剩男”光棍终老的局面已经难以改变，而且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因为这主要是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结果。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0》显示，至2019年末，全国男女性别比为104.46（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之比，以每100名女性对应的男性数量计）。但是，不同年龄段的男女比例相差甚远。30岁至34岁为101.28，25岁至29岁为106.65，20岁至24岁为114.61，15岁至19岁为118.39。由此可见，适婚年龄段的男性数量远大于女性，而且“00后”世代的性别比远超正常性别比106的上限。这意味着大量男性无法找到配偶，“剩男”之“剩”是婚姻“市场”上男性“供给”过剩之剩，男性绝对数量的溢出是无法解决的。在父母滥用医疗生育科技进行性别筛选时，就注定了喜得的“贵子”光棍一生。
男多女少的情况在“重男轻女”观念更为盛行的农村更为严重，再考虑到人口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剩男”大量沉淀在农村也就不足为奇了。
早在1970年代，中国局部地区已经出现了农村女性进城“乐不思蜀”的现象，并引起了政府的注意。1972年，北京市检法军管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部分女青年向往城市生活，不安心农业生产，不愿在农村搞对象的风气比较严重”，并且，郊区女青年普遍形成“通县看朝阳，朝阳看城墙，城墙看楼房”的婚嫁观念。这份措辞生动的报告，反映了人口流动受到高度管控的情况下，农村女性婚嫁进城已经蔚然成风。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管制逐步放松，这一现象从大城市城郊、周边蔓延至更广大的农村地区，也在情理之中。
在改革开放初期，一度出现了农村男性集中进城后“留守妇女”激增的现象。但是，随着服务业的高速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1978-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905亿元增长到427032亿元，年均实际增长10.5%，高于GDP年均实际增速，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24.6%上升至51.6%。服务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且女性在很多服务业部门中占有优势，为农村女性提供了进城就业机遇。因此，很快“留守名单”上只剩下了老人、孩子。这些进城的农村女性或嫁给城市人，或嫁给了在城市中的进城务工人员，自然和农村剩男无缘了。
城市“剩女”可不是进城的农村女性转化来的，而是集中在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的“三高人群”中。早在2009，《重庆商报》就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调查的样本为500位28岁以上未婚女性。结果显示，78%的调查对象月薪4000元以上，八成有房、三成有私家车。这些女性未婚的原因颇为复杂，有的择偶标准较高，有的工作繁忙无暇婚恋，有的情伤未愈，还有的接受了独身生活方式优于婚姻的观念，等等。整体而言，这一女性群体并不缺乏择偶成婚的能力，迟迟不能踏入婚姻殿堂更多地出于主动选择。传统婚姻观念中女性的“婚姻上攀”，导致很多学业、事业均很成功的女性择偶范围缩小，也令很多男性对优秀职业女性望而却步，结果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
由此可见，人口结构与人口流动导致了农村剩男的现象，而社会阶层分化情况下的婚姻观念导致了城市剩女的现象。虽然都是“剩”，却是两个迥然不同、没有交集的群体，谁也不能“牵头组织”把他们强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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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