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提倡“忠君报国”，因而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古代的士兵是忠于皇帝的，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实中，不单单是将军会起兵反抗君王，连将军手底下的士兵也会拒绝皇帝的命令。

　　汉文帝二十二年，匈奴进犯，汉文帝为了鼓舞士气，便到军营去视察慰问，谁知道汉文帝竟然在周亚夫的军营前吃了个闭门羹。

　　当时周亚夫手下的军门都尉在见到皇帝的车驾后，不仅没有恭敬地跪在地上迎接，反倒拦住了汉文帝的车队，严肃地说道：“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

　　汉文帝的随从们一看这阵势，立刻火冒三丈：好家伙，一个小小的河内太守看到我们和天子亲至，不来迎接也就算了，还敢摆军中只听将军号令，不听天子诏令的谱，反了你了！谁给你的勇气，梁静茹吗？

　　汉文帝瞧着这紧张的气氛，兴许是从来没见过周亚夫这般大胆的人，他本人不仅没像随行的大臣们那样生气，还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汉文帝便命使者拿着自己的符节进去通报，才见到了周亚夫。

　　透过这件事，咱们便可以看出，古代士兵、将军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简单，士兵和将军无条件服从于皇帝。

　　一、士兵和将军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通常情况下，古代士兵和将军之间的关系，要比跟皇帝来得更加亲密，若是皇帝昏庸无能、将军又很有声望的情况下，士兵会更乐意跟随将军去推翻旧社会，搏一份开国的功勋；

　　20世纪9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了著名的“150定律”，即人类的智力允许我们拥有的稳定社交人数约为150人左右。

　　在通讯技术如此发达的现代社会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在封建社会，通讯和交通都不方便的情况下，皇帝想要单凭个人的能力去管理一个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多民族国家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有过管理经验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得到，团队不同心、手底下有几个天天想摸鱼划水的员工的时候，是一件多么让人绝望的事情，而管理一个帝国所面临的难度就是把这份心情乘以万。

　　谁能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帝国的稳定运行，用今天的话来说：这简直就是牛啤它妈给牛啤开门，牛啤到家了。

　　那么，既然仅凭个人的能力不足以胜任这份工作，又该如何是好呢？

　　发明分封制的那位先辈给出了一套很高明的组合：分级管理和阶级分化。

　　在这套体系下，整个社会按照奴隶——平民——士——卿大夫——诸侯（又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周天子的模式运行着。

　　其中自士阶层开始，整个社会被人为的划分为了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而在贵族阶层内部，周天子又将其细分为了士、卿大夫、诸侯几个大的梯级，并通过赋予他们不同的权力的方式，来维系社会的稳定运行。

　　在这套分级管理和阶级分化的模式下，每个贵族阶层都能拿到一部分周天子授予的特权，他们为周天子解决了管理社会的难题的同时，也享受到了特权所带来的隐性福利。并且，除了稳定的福利待遇外，他们只要能达成要求，便能继续晋升享受到更好的待遇，这种近乎公开化的晋升渠道，在封建社会无疑要比其它职业更能吸引人。

　　有了这套模式，只要君王懂得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哪怕他本人十分平庸，也能够依靠手底下的大臣辅助成为一代明君。

　　所以，后世的封建君王们，无不致力于如何去完善、丰富这套模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郡县制、郡国并行制、三省六部制、藩镇都是这套模式的产物。

　　而反过来，大臣们为了拥有这样一份待遇好、假期多的好工作，自然会选择站在君王这边，拥护君主的统治。

　　但这种稳定，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皇帝赋予给统治阶级的特权，不能超过被统治阶级的忍耐极限。

　　因为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并不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被统治阶级才是，所以，一旦统治阶级所榨取的社会财富过多，超过了老百姓的忍受极限，整个王朝势必会走向衰落。

　　将军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原本他也应该是皇权政治的拥立者，但当皇权衰弱、社会动荡的时候，一些有野心的贵族也会生出想要替代君王的心思。

　　毕竟，当皇帝没有能力维系自己的统治时，也就意味着他自身的经验、才能，无法压制住那些手握大权的贵族，此时，再理想的制度，在缺乏实力去维系平衡的时候，崩溃也只是迟早的事情。

　　以赵匡胤陈桥兵变举例，当时年仅八岁的恭帝根本无力领导群臣，赵匡胤手下的将领们为了自己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财富，便私自拥立赵匡胤为帝，完成了一次兵不血刃的权力交接。

　　事后，当初拥立赵匡胤的兄弟们都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哪怕在杯酒释兵权事件中，赵匡胤收回了赋予他们的兵权，但赵匡胤却给予了他们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财富，这比他们当士兵时的待遇好了不知多少倍。

　　作为利益共同体的一员，赵匡胤和他手底下的将士们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和恭帝处于另一个大圈子中，正如赵匡胤在自己的圈子里难以继续上升一样，他手底下的士兵也难以晋升。无疑，对于赵匡胤圈子里的人而言，最快捷的上升途径，不就是扶持赵匡胤自己成为大圈子的领导人吗？

　　二、将军起兵之前都会寻找一个理由，底层士兵在无从得知真相的情况下，便会本能服从将军的命令，而等他们知道真相时，自身早已不自觉的被捆绑到了将军的战车上，此时，士兵往往只能一条路走到底；

　　喜欢历史的朋友，对于“清君侧”三个字一定不会陌生，毕竟这个在几千年的封建权力斗争史中，出场率相当之高。

　　透过这个理由，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

　　“参加起义的士兵们未必知道自己在‘起义’，最初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只是在执行自己将军下达的命令罢了，往往当他们知晓的时候，早已经没有了退路。”

　　这个现象也很好理解，起兵这件事充满了风险，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错，都有可能满盘皆输。对于将军而言，隐藏自己真实的目的，远比直接摊牌要稳妥得多。

　　现实不是游戏，像造反这样危险的事情，只能是知道的人越少，成功的可能性越高。

　　一个合格的将领，明白只要自己的行为哪怕只是看上去合理，也能为自己的行动减少不少阻碍，尤其是皇帝身边如果真有那样一个能引起众怒的人物时，这个人的出现就能成为绝妙的转移矛盾的对象。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和前提，习惯了服从命令的士兵，在获取的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很容易被野心家欺骗。

　　安禄山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他便是以诛杀宰相杨国忠为名起兵的，如果他起兵时，直言是反抗唐玄宗，恐怕他就很难掀起那么大的破坏了。

　　三、古代底层士兵地位低下，加上封建王朝长期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这就导致底层士兵的社会地位和待遇都比读书人低，在这种差别待遇下，底层士兵对皇帝和将军的忠诚度，取决于谁给的待遇更好，而不是皇帝这一个身份；

　　在封建社会，还有一个怪现象：士兵的地位很低，将军的地位也低于读书人。

　　这样的现象持续了几千年之久，从先秦时期到清代，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即便是在以军功爵制闻名的秦朝，底层士兵的待遇也相当差，既没有工资，参军还要自备装备，只有升到了贵族阶层待遇才稍微好点。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都是以农耕立国，秦始皇一扫六合，使得华夏大地持续了几百年的分裂局面终于再一次走向了统一。可他的步子迈得太大，忽视了底层士兵首先是劳动农民的身份。

　　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为了修建长城、阿房宫，远征百越等征调了大批兵役和劳役，这种繁重的徭役压得底层民众喘不过气来，这也是为何秦始皇去世后不久，整个华夏大地便烽烟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汉承秦制，在此基础上，汉朝吸取秦朝灭亡的原因，采取了保护农耕、黄老无为的治国策略。汉律规定，每家每年只需农闲时出二十三岁至五十六岁男子一名在本郡或本县服役一个月，或轮流到京师服役一年。

　　这种做法虽然极好地维护了农业生产，但是还是没有考虑到底层民众需要休息的客观诉求。

　　汉末时世兵制的出现，更是将这种矛盾推向了顶点。

　　三国时期的军阀们，他们为了在乱世中立足，便强制性在农民中抓取壮丁，还强迫让部分居民世代当兵，并将其强行纳入“军户”。这些军户身份低于平民，禁止和平民通婚、禁止逃亡，他们平日里承担着繁重的，战时又是廉价牺牲品。

　　可想而知，这样的环境下，士兵会对君王到底有几分好感。加上当时普通的士兵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皇帝，所以，比起皇帝，他们眼中将军的形象显然更加清晰。

　　等到唐朝中后期募兵制出现的时候，这个问题体现得更加明显了，当时一支部队长期有一个固定将领统率，随着这些将领实力的扩大，他们逐渐发展成了地方上的军阀。这些原本守卫大唐的将士，就此反过来成为了大唐的威胁。

　　这也是为什么，古代将军造反时，士兵大多数愿意跟随将军造反，而不是效忠皇帝的原因了。

　　文/脑洞趣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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